1929年4月25日的夜色压在瑞金城头，雨珠敲打青瓦。红四军与红五军刚刚会师，营地里灯火通明，一纸自上海发来的电报却让篝火旁的欢声戛然而止——中央命令毛泽东、朱德赴上海出席重要会议，暂离前线。
军情瞬息万变，离开并不难，难的是“谁来接班”。朱德先开口：“人走了，军政事务不能悬空。”灯火映着雨丝，他目光凝重。毛泽东低头沉思片刻，回以平静一句：“恽代英如何？”短短五个字，道出全部信任。朱德点头：“他经得住考验。”于是，一封面向党中央的函电在当夜起草：“军事由刘伯承同志经管；党政全局，恽代英同志能力极强，完全可以代替我。”
恽代英，这个名字在当时的红色阵营里并非传奇式的“将军”或“司令”，却赢得了几乎所有知情者的敬重。追溯两人交集，还要回到14年前的新文化运动。当时的长沙和武昌一江之隔，一边是岳麓山下的新民学会，一边是长江北岸的互助社。同样的青年，同样的呼号——“自治”“利人”“创造新环境”——让两支学生队伍很快找到了彼此，书信、电文不断，文章互助刊行，蜿蜒湘江成了天然的纽带。
五四运动后，毛泽东创办《湘江评论》。首期印好，他便托人连夜送往武昌。恽代英接报纸的手还沾着铅墨，立刻发动社员四处兜售。纸张在江城铺开，长沙青年熟悉的口号，突然在武昌的茶馆、学堂、码头齐刷刷冒头。与此同时，恽代英揭露“六一惨案”的檄文也由毛泽东加印增刊，朝北洋政府射出笔锋。两位青年隔江唱和，一个擂鼓，一个击掌，结下真挚战友情。
革命洪流推着他们步步前行。1920年，恽代英主持利群书社，毛泽东在长沙仿效创办文化书社。新店货源告急时，他向黄鹤楼下发电求助。恽代英二话不说，用利群书社作担保，一口气替长沙购得大批进步书刊。那一车车散发油墨味的图书，成了湖南学运的火种。毛泽东曾感慨：“恽代英身上有股侠气，急人所难，毫不迟疑。”这番情谊，在乱云翻涌的年代尤显弥足珍贵。
同年冬天，《阶级斗争》中文版问世。译者的署名——恽代英。此书加上《共产党宣言》《社会主义史》，被毛泽东视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“三盏灯”。书页在夜灯下被翻得卷边，字里行间的阶级论述让无数学子懵懂中生火，从旧民主主义跃向新民主主义。中文世界对于“阶级”二字的现代含义，恽代英给出了最早的系统阐释。
1924年国共合作初成，广州会议厅里，毛泽东负责组织，恽代英主理宣传，两人常在案前奋笔疾书，炮制社论，携手迎战党内外的保守势力。翻开会议记录，常可见两人联名的提案，或引导农运，或训导青年，文字掷地有声。几年后，北伐枪声震荡南北，农民运动席卷湘鄂。右派斥之为“痞子乱政”，毛泽东抬手写下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恽代英则站到武汉讲坛，举起嗓子反问：“不靠自己，还能指望谁给穷人翻身？”两道声音在长江两岸回荡，左翼阵营士气大振。
然而合作的天空很快黯淡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清晨，反革命枪口对准共产党人。毛泽东与恽代英联署《讨蒋通电》，武汉街头海报如林。风云翻涌间，两人各奔火线：毛泽东带秋收起义余部转战井冈山，恽代英投入南昌、广州两次起义。至此，铁骨友情被战火撕开长路，却未曾薄弱分毫。
再回到1929年的推荐信。这封三百余字的电报如今仍存中共中央档案馆，最后一句“可完全代替我”格外醒目。对恽代英来说，这是朋友的信赖，也是组织的重托。同年冬，他深入闽西，走村串户，调研翻田、分田的成效。提议扶植山区小工业，推广识字班，补上农民干部理论功课。苏区干部回忆，当地的“识字夜校”多半得他亲自授课，最爱讲的仍是那本《阶级斗争》。
可惜局势瞬息万变。1930年5月，恽代英在上海从事兵运时遭暗探盘查被捕，旋即关进龙华监狱。敌人威逼利诱，欲逼其写悔过，他冷笑答道：“头可断，信仰不可变。”区区一句，传遍牢房。囚友回忆，那晚他仍在讲马克思、讲列宁，声音压过铁门，鼓动人心。
1931年4月29日，菜市口枪声骤响。恽代英年仅36岁，倒在血泊，遗诗飘散，豪气长存。同年夏，井冈山转战赣南的红军部队得到消息，沉默良久。有人回忆，毛泽东合上眼睛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代英去了，但他的路，我们走得更远。”
5年后，1936年11月，斯诺在保安的窑洞里记录《西行漫记》。毛泽东谈到自己的求索历程，三本书被屡屡提起，其中那册《阶级斗争》闪着油墨的淡香。斯诺不解，追问其因，毛泽东答：“没有他，我或许也要绕更远的路。”窗外寒星摇曳，窑洞里沉默许久，最后只剩火炭轻轻爆裂声。
抚今追昔，1929年那封力荐函不过只字片语，却折射出革命战友间的赤诚。毛泽东信任恽代英的理由，既是过往风雨共担的凝结，也是对其政治眼光与组织才干的深度认可。倘若历史没有意外，闽西的夜校里或许会多一个在场的身影，中央苏区的会议桌旁也许会多一把熟悉的竹椅。可革命选择了另一条艰险的道路，恽代英以生命标注了信念，而他与毛泽东的交汇，则永远留在“四渡赤水”前那盏孤灯里，留在青年唤醒时的铿锵呐喊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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